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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届袁可嘉诗歌奖揭晓:余怒、杨铁军、霍俊明获奖

9月20日,第四届袁可嘉诗歌奖在宁波慈溪市举行。诗人余怒获得《蜗牛》诗歌奖,翻译家杨铁军获得《欧麦洛斯》翻译奖,评论家霍明军获得《转世桃花》诗歌奖。

第四届袁可嘉诗歌颁奖仪式。照片由组织者提供。

袁可嘉诗歌奖由《十月》杂志和慈溪市人民政府主办,每两年举行一次。今年袁可嘉诗歌奖的评委由吉迪马加、欧阳何江、何向阳、高兴和西毒组成。其中一名评委清华大学西毒教授告诉这位风起云涌的新闻记者,参加诗歌大奖是一个艰难的选择。三名获胜者以最高票数被淘汰。由于名额有限,许多优秀的翻译和诗歌作品没有获奖。今后,可以考虑扩大候选人的收集机制,让更多杰出的文学创作者进入视野。

余怒的诗集《蜗牛》由124首12行诗和124首9行诗组成。这是一部构思全面、结构完整、形式统一的诗集。“袁可嘉不仅是一位翻译家,也是一位伟大的文学教育家。他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,对中国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复兴产生了重要影响。”余怒告诉澎湃新闻记者。“这是一个纯粹的奖项。我对获得这一奖项感到特别惊讶,我非常感谢这一肯定。”

火车飞驰时看到的荒野,

有爱的含义。三两棵树,

开幕式变成了杨树林——像我一样

用语言感受你。天黑的时候,

感受晚风是一种物质,头伸出窗外。

看到天空从蓝色变成紫色,然后我

我希望我是世界。也许每个人

当每个人都这么想的时候,

说他有颗八哥心。

-余怒的沙漠美学

评委们认为,俞奴的诗歌从形式到内容高度自觉,将语言、形式、事物和深刻的思想融为一体,不仅实现了对事物、场景、情感和经历的抽象,还保留了独特的感性魅力和语言魔力,使事物和语言相遇时所激起的神秘感得以充分展现,展现出优秀的诗歌品质。

在《蜗牛》写作之初,余怒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写作目标:达到“每一个字都是旧的,每一个字都是新的”的效果。“值得思考的是,现代诗人如何处理写得不好的题材和图像,以及如何恢复旧的陈词滥调。有必要使用一种众所周知的通用语言,并用它来表达隐藏在这种语言中的个人经历。”

在他看来,今天的文学形成了固定的写作方式,读者形成了固定的欣赏方式。所有作家都应该对现有的模式化内容保持足够的警惕,以保持其写作活力。“人们认为,没有经历过语言的人,不同的年龄和不同的性别,对这个世界有不同的感受。一旦用语言表达出来,它们就会形成一种统一的感觉,这与文学的本质背道而驰。文学和诗歌的本质是找到一个没有被语言化的自我。”

“对于我们这些已经写了几十年的人来说,流畅地写东西相对容易,但是流畅地写或不流畅地写,这里面有反逻辑,因为我们的思维已经被驯化了。”余怒认为,最好的诗歌是在诗歌和非诗歌之间的最佳分界点,也就是人们体验和感受交叉的地方。

他计划写六部诗集,《蜗牛》是第一部,接下来的几部将会“越来越混乱”和“越来越不可理解”。他每天工作10个小时,有时只能写几百个字。“我希望每一个单词和句子都能像古人一样,被浓缩在恰当的、不可替代的位置上。”

杨铁军:翻译的责任在于为汉语写作提供活力。

沃尔科特的代表作《罗莎》(Omarosa)是一部现代史诗,具有广泛而深远的艺术维度和思想空间。它的丰富性、复杂性和多样性发人深省。对于翻译来说,它不仅带来巨大的挑战,而且意味着无限的可能性。

评委们认为,铁扬的军用中文版《奥莫洛斯》(omorros)基本传达了原诗的爆发力和冲击力,同时尽可能保留了原诗的清新、张力和雕塑感,让读者能够清晰感受到原诗的清新、灵活和雄伟气势,从而领略沃尔科特诗歌的独特风格和魅力。

杨铁军告诉这位风起云涌的新闻记者,当今时代的中国写作从翻译中受益匪浅,因为翻译诗歌的影响、新鲜的刺激以及处理事物的方式的启发。“我的诗歌翻译一直有这样一个理想化的目标,那就是不断为我们当前的汉语写作提供活力。当然,这种活力不仅体现在语言上,还体现在语言如何把握现实的力量上。”

他说初稿写了一半以上后,他非常沮丧,想放弃。在第二稿中,他压缩了每一行,以便在简单和拖延之间找到一个尽可能接近前者的平衡。诗句的缩短增加了中文的爆发力,创造了一种紧张感和雕塑感。

第三稿建立在第二稿的基础上,每行大约少了两到三个单词。“线条的流动性增加了,而长诗的无拘无束的胃口却没有减少。在这样的限制下,每一行都必须重新调整,这是我翻译欧马勒斯的最大收获。”杨铁军说。

霍明军:期待真正超越时代的文学批评的出现

霍明军的《轮回桃花——陈超评点》一书是在传统理论中嵌入日记、书信、散文、诗歌、评论等多种文体元素而形成的诗学理论。评委们认为,凭借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冷静的精神分析视角,在对精神导师陈超的人生道路和学术过程的记录解读中,生动地勾勒出了一位杰出而独特的诗人批评家的人格肖像,并试图完成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诗歌文化语境和内部发展规律的深入解读。

霍明军告诉澎湃新闻记者,目前中国诗歌的产量和数量都很大,个人的阅读和评价也很有限。如今,许多批评家未能履行他们应尽的义务,对一些可怜的诗人发表了长篇大论,这不符合批评家的良心。“批评家不仅要提高他们的诗歌修养,还要提高他们的人格修养。批评家没有个性和道德。我认为这是可疑的。”

"当前许多文学批评未能真正面对当前中国诗歌的困难和问题."霍明军说。“在媒体的影响下,当前的舆论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。我曾经自我怀疑文学批评无法面对庞大的中国文坛,但写完这本书后,我发现了自我回答和诗歌批评的意义和价值。我所期待的不是一个大而无用的文学命题,而是真正超越时代的文学批评的出现。”

在颤抖和快手风靡一时的时代,诗歌还能吸引年轻读者吗?霍明军认为,如今广泛的媒体平台反而造就了更多的诗歌作家和读者,带来了广阔而多样的视野。在大学里,仍然有许多年轻诗人。与过去的诗人相比,他们关注的主题发生了变化。科技、人工智能等已经成为写作的主题。

(实习生孔·宁静也为本文撰稿)